“话也不能这么说，没有一开始你死我活的打仗，后面的事情我们也没法做！”王文佐笑了笑：“不管怎么说，击败高句丽也是与我们大大有利的事情，不说别的，光是百济、新罗与大唐东北疆土连成一片，就能让我们的生意好做多了！”

“这倒也是！”沈法僧点了点头：“不过朝廷到时候会不会插手过来——”

“这就不是你我现在应该考虑的事情了！”王文佐道：“我们要相信天子圣明，无物不照，定能看出怎么样才是对大唐最好的！”

看着沈法僧离去的背影，王文佐不由得叹了口气。金钱对自己部下的腐蚀还真是飞速，一两年前在沈法僧口中靺鞨人、百济人、高句丽人、倭人还都是夷狄腥膻、不服王化，如果不是碍着元骜烈和贺拔雍他们几個虏姓子弟，只怕连索虏、胡狗什么的都骂出来了。

但随着他名下百济、倭国的庄园愈来越多，以及和靺鞨人、虾夷人的利润丰厚的贸易进项。他对这些人的称谓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此同时对长安朝廷的忠诚度也飞速下滑，尤其是危害到自家钱袋子的时候。虽然这一切也在王文佐的预料之中，但也未免太快了吧？

在传统史学观点，唐朝藩镇被认为是对唐大一统政权的侵蚀和破坏，并被认为是安史之乱后唐由盛转衰的重要原因。但随着近现代史学的发展，对唐藩镇的评价就日渐复杂了起来：有相当部分史学家认为藩镇的存在在削弱了中央权力的同时，也分担了责任，从而延续了唐帝国的寿命；

还有人认为藩镇的存在保护地方的经济和文化，因为在安史之乱前，唐帝国实际上是以“关中本位主义的”，以洛阳和长安为中心的，帝国的其他部分只有缴纳赋税劳役的义务，而没有什么权力，其结果就是洛阳长安的畸形繁荣和其他地方州县的衰败。

而藩镇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地方，以河北三镇中的魏博为例，除去象征性的缴纳一点赋税，其余的财力都留给了地方，而节度使由于顾虑兵变，也十分简朴，无法在中央出头的士人也可以从藩镇幕府中寻求出路。

与其成为鲜明对比的是江南地区，由于在中晚唐的大部分时间江南都不存在藩镇，于是成为了帝国眼中的“奶牛”，其结果就是魏博镇在长达一百五十年的时间里无农民起义、无流民逃亡，而江南地区三天两头发生饥荒，魏博镇吃10文一斗食盐的时候，江南百姓吃着370文一斗的食盐。（如果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查一下黄巢、王仙芝、前蜀开国君主王建，吴越国的建立者钱镠，天平节度使朱瑄、南唐开国皇帝徐温的经历，他们都干过私盐贩子，这不是偶然的，而这些人没有一个是河北人）

当然王文佐并不认为现在就应该起兵造反，提早几十年搞出藩镇来，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唐帝国现有的这套体制实在是太容易玩崩了，世人都说明清两代地方官员腐败，但比起大唐的地方官来明清的地方官员只能是小弟。

比如唐代淮南节度使杜亚在任玩龙舟竞速，龙舟底部全部刷漆，船员穿刷上桐油的绸缎衣服，船帆纹绣，一口气把当时著名的富庶淮南府库用的一干二净，用了数千万钱，而这位历史上还是素有清名，只不过因为没当上宰相不爽，在淮南节度使任上只玩乐不干活，史书上才留下这么一笔。明清两代敢这么搞的地方官早就被当地的士绅联络朝中的同年搞死了。

大唐的科举才刚刚开始，地方并不存在庞大的士大夫阶层，只要别碰到那几个高门，其他地方就可以随意压榨。依照大唐的政治游戏规则，中央的大佬相位下台之后一般会派到到江淮、江南一带出任节度或者大州刺史之类的，干两任钱包鼓了或者退休养老或者再回长安玩权力的游戏，这些江淮江南刺史节度使的吃相是和古罗马共和国行省总督有一拼的，有白居易的名篇《江南旱》为证，有没有古罗马元老三榻餐厅风。

在王文佐看来，现在的高句丽不过是尸居余气，将其消灭不过是举手之劳。但问题是打完了之后用什么办法治理，如果把大唐现在在江南、江淮、河北玩的这套放在武德充沛的东北、朝鲜半岛等地区，和把凉水丢到热硫酸里没区别。就算能将其镇压下去，巨大的财政负担也能把财政搞垮，吃进去了早晚也得吐出来。

现在看来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在确保其对唐天子的臣服的同时，给予其足够的自治权力，通过各种专许权、贸易而非税赋劳役来获取利益。硬要搞一群干几年就离任的流官放在这些桀骜不驯的胡汉豪强头顶上，和以狼牧虎没有什么区别。

当然，这只是王文佐自己的看法，虽然从后世的历史上看，这可能是唯一能够让大唐长时间保持对东北亚地区影响力的办法了，但当时的长安朝廷估计未必肯接受，毕竟从开国以来，大唐铁骑所向披靡，敢于反抗的无不化为糜粉，既然如此那为何不赢家通吃呢？

“明公，百济有急信！”曹文宗低声道。

“哦？我刚到这里信就来了，这可是追着我们脚后跟呀！”王文佐笑着接过信笺，拆开看了看，冷笑道：“新罗人还真是一点机会都不放过呀！”

“怎么了？”

“在这个节骨眼上和我们在边界线上起了冲突！说透了，不就是知道我们明年要出兵征讨高句丽，想在出兵前逼着莪们出个高价买个平安吗？”

“那怎么办？”

“报上去就是了！也让英国公操操心！”王文佐冷笑道：“咱们犯不着自己去触霉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