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良才却是愿意挑战它。

对中国的学者来说，挑战是唯一的生路。

大部分的中国学者，其实都葬身在了挑战之中，好在社会还给了他们一条生路，让挑战失败的学者可以转做领导，或者教学，或者混混经费，卖卖名声，骗骗企业什么的。

只有很少部分的学者，能够在不断的挑战中胜出。

他们从50年代开始，就在不断的挑战不可能。

中国是贫油国，李四光决定挑战它。中国人不可能养活自己，袁隆平决定挑战它。中国人没可能做出原子弹，挑战它的有钱学森、邓稼先、王淦昌、钱三强、吴自良、王大衍、郭永怀……

在发达国家做学者，尤其是在发达国家的顶级实验室做学者，出成果往往是必然之事，只看大小而已。

最简单的例子，谁家要是有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你多算几百万位的π，或者多闹几个素数，都是能发表顶级期刊的成果，就科学领域来说，所需要的基本只是狗的智商。

但在第三世界国家做学者，能不能得到世界级的成果，就只能拼命的去挑战了。

对王良才来说，只要杨锐能提供路径，他是不畏任何挑战的。

这也是八十年代的学术界最普遍的思想状态。

北京一年过劳死几十名的中青年学者，都只是挑战失败的副作用罢了。

杨锐默默下巴，道：“我试试看吧。”

他给谷强修改实验设计，一方面是因为他较为熟悉谷强了，另一方面，他也是特意选择了谷强擅长的方案。

对于王良才的话——杨锐其实也是有些熟悉了。

再一个，克隆羊的方案之多，也是杨锐有底气的理由了。

作为生物学中最具有想象力的学术研究之一，克隆项目的实验方案也是多姿多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