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就在于杨锐不想等待那么长的时间。

有些测试，是要在很久以后才会进行的，有些甚至不是80年代需要，而是90年代才开始需要的。

但作为新药开发者，考虑到十年以后的情况，简直太正常不过了，十年以后，新药说不定还都没上市呢，就是上市的药品，也是有可能被撤回的。

比如90年代撤回的一大批药物，都是通过混合功能氧化酶所代谢的，这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病人吃药往往不会吃一种药，而是会多种合用，结果就是这些通过混合功能氧化酶代谢的药物，极有可能发生交叉反应，而这样的后果，在动物实验中要么不做测试，要么也是最后的测试。

因为药物交叉反应并不是动物实验所需要考虑的重点。

但从一款药物成功与否的角度来考虑，药物交叉反应是跑不掉的。

与之相似的还有遗传毒性问题，代谢产物问题，药代动力学特征，甚至包括原料是否易于获得，合成成本是否合理低廉。

这些问题是普通人不去考虑的，但却是制药企业必须考虑的。比如10年以后的感冒药，就一定不会考虑一氧化碳作原料的产品，一些要受到严密监控的原料物都有这样的问题。

想想也能明白，假如买一盒感冒药还要身份证核查，还限制数量，其销量可想而知，放在欧美国家，就等于是将非处方药变成了处方药，为了数倍的销量差，制药企业不能不慎重。

总而言之，制药企业的一切工作，都是奔着慎重去的。

一款药物结束动物实验以后，是否能成为临床候选化合物，对制药企业来说，意味着是否要花费2000万美元到2亿美元，以及等待四五年的时间，来进行临床研究。

这样的数额和时间，足够两个国家进行一场局部低烈度战争了，制药公司又岂能不慎之又慎。

杨锐所需要做的，就是将注定要淘汰的化合物，尽快淘汰，如此，才能将时间和精力集中在少数几种化合物上，进而做出详尽的测试和分析。

最终，这些少数几种化合物如果能够满足临床候选化合物的要求，就算杨锐不能亲自推动他们上市，也会有制药公司积极去做的。

唯一麻烦的地方在于，这样的淘汰工作，需要杨锐花费更多的时间参与，而非相反。

这自然是要用去一些宝贵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