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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就在于杨锐不想等待那么长的时间。

有些测试,是要在很久以后才会进行的,有些甚至不是80年代需要,而是90年代才开始需要的。

但作为新药开发者,考虑到十年以后的情况,简直太正常不过了,十年以后,新药说不定还都没上市呢,就是上市的药品,也是有可能被撤回的。

比如90年代撤回的一大批药物,都是通过混合功能氧化酶所代谢的,这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病人吃药往往不会吃一种药,而是会多种合用,结果就是这些通过混合功能氧化酶代谢的药物,极有可能发生交叉反应,而这样的后果,在动物实验中要么不做测试,要么也是最后的测试。

因为药物交叉反应并不是动物实验所需要考虑的重点。

但从一款药物成功与否的角度来考虑,药物交叉反应是跑不掉的。

与之相似的还有遗传毒性问题,代谢产物问题,药代动力学特征,甚至包括原料是否易于获得,合成成本是否合理低廉。

这些问题是普通人不去考虑的,但却是制药企业必须考虑的。比如10年以后的感冒药,就一定不会考虑一氧化碳作原料的产品,一些要受到严密监控的原料物都有这样的问题。

想想也能明白,假如买一盒感冒药还要身份证核查,还限制数量,其销量可想而知,放在欧美国家,就等于是将非处方药变成了处方药,为了数倍的销量差,制药企业不能不慎重。

总而言之,制药企业的一切工作,都是奔着慎重去的。

一款药物结束动物实验以后,是否能成为临床候选化合物,对制药企业来说,意味着是否要花费2000万美元到2亿美元,以及等待四五年的时间,来进行临床研究。

这样的数额和时间,足够两个国家进行一场局部低烈度战争了,制药公司又岂能不慎之又慎。

杨锐所需要做的,就是将注定要淘汰的化合物,尽快淘汰,如此,才能将时间和精力集中在少数几种化合物上,进而做出详尽的测试和分析。

最终,这些少数几种化合物如果能够满足临床候选化合物的要求,就算杨锐不能亲自推动他们上市,也会有制药公司积极去做的。

唯一麻烦的地方在于,这样的淘汰工作,需要杨锐花费更多的时间参与,而非相反。

这自然是要用去一些宝贵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