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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每年数千人的留学生以外,前往欧美的多数是以各种名义出国的公务员,而中国的公务员,从上往下数,国级干部自然不稀罕出国游,可到了副部级,就已经不是想出就能出了,若是单位不好的话,厅级干部连匈牙利都去不了,而在中国,能做到厅级干部的已经是过五关斩六将长坂坡上走七趟剩下的了。

当然,全国上下,厅长的总数并没有多到超过数年出国的总人数的程度,但要是算厅级干部的话,那就一定是超过的。若是把享受厅局级待遇的干部算上,再把享受厅局级待遇的老干部算上,那更是大大超过了——老干部革命了一辈子,在身体好着的情况下想出个国,这样的要求也不过分,但就是这样的要求,都不可能人人满足,如王夫人这样的现役处级待遇老年干部,自然更难出国了。

将王永教授和夫人送上大巴车,杨锐又与唐集中教授等人挥手告别。

这次的十个名额,一个分给了梁锦荣,属于他的劳动报酬,剩下的九个里面,黄茂得了一个,唐集中得了两个,通过唐集中和蔡教授,杨锐又分给校领导两个,分给新华社等帮忙的媒体两个。

这些名额,其实都属于劳动报酬,是杨锐巩固自己的力量所必须的付出。

如果是正常的专家教授,倒是不用这么复杂,申请下来的经费,直接给所在的单位交钱就行了。

张建勋之所以敢压着杨锐的经费不拨,就有这层潜规则的因素。80年代初的科研改革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取消了科研院校的基础经费,比如一家百多人的研究所,除了每年几十万的工资奖金以外,总免不了要有一些其他的开销,比如纸笔墨水、水电暖气、桌椅板凳维修之类的办公开支,再多一点的,还有楼宇宿舍的修缮,通勤车辆的油费等等,总而言之,要让一百多人的单位正常工作,一年总少不了十几万乃至几十万元。这些钱,国家以前都是会拨付的,科研改革一来,这一块就被一刀切了。

当然,切掉的钱并不是消失了,上层的目的依旧是打破大锅饭,于是,这些钱多数被填入了各种科研基金中,等待研究员们申请。

就上层设计来说,自然是研究工作越多的单位,申请来的资金越多,从而研究水平越高的单位,能够获得更多的资金,获得更好地发展,进而形成良性循环,优胜劣汰。

但在实践中,各个单位分到的研究经费,不得不用来补贴办公经费。

比如唐集中的实验室,一年得到的近百万经费里,总有二三十万,要给北大的校级机构和院系开销,如果杨锐是北大的教师,他申请来的经费,也理所当然的要有这项支出。

可惜,杨锐并非是北大的教师,也没有理由直接送钱给北大,他也不允许张建勋这种人招呼都不打一个,就漂没自己的经费。这种非程序化的税收的主要问题在于人心难测,今天漂没一成也许就满足了,后天或许漂没五成仍然觉得给你留了面子……

相比之下,杨锐宁愿建立自己的做事风格。

他不能直接送钱给别人,但像是可口可乐的参观名额,却是比钱方便又有效。

3000美元的费用,外加一系列的手续和特权,还有可口可乐的地接,凡是拿到这个名额的,没有不对杨锐赞赏有加的。

杨锐甚至都没有给自己留一个名额,异日有暇,他完全可以自己花钱出国,想坐头等舱坐头等舱,想花3万美元也没问题,确实没有必要挤占一个方便的名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