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超华想了一想，还是决定实话实说，周书明思维很慎密，作为省委书记，他看问题的角度也应该更宽更高，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才对，他应该想得到自己考虑的问题：

“书明书记，其实我们也不必太过于焦躁，我感觉安安心心按照陆省长省里确定下来的方案去推进，肯定会在不长的时间内有一个好结果的，这一点已经逐渐显现，井喷应该就在不久，只要能够出现这样的局面，一切都迎刃而解，而不必再去考虑那些短暂的目标。”

兰超华一边走一边道：

“至于棚户区改造之类的民生事情，兼顾也是有必要的，按照中央逐渐在转变的思路，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考核指标上也有所调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纯收入这两个数据也许更能够说明问题，或者说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评判，人均gd是不是要更科学准确一些，幸福感指数是不是要更感性更直观一些？”

周书明皱皱眉，他觉得陆政东似乎有些过于追赶潮流了，社会舆论上刚刚谈及不丹这个国家虽然贫穷，但是国民幸福指数是如何如何，在国内也就引起了一番大讨论，而喜欢猎奇追风的陆政东也就开始在鼓捣着这个幸福指数了，幸福指数的很多东西在周书明看来还有些不太符合国内国情，超前的去追逐这些噱头，固然可以博得一些眼球，但是对于开展实际工作并无多大意义。

“是，我觉得以陆政东的睿智，似乎不应该看不到这一点才对，可是为什么陆政东却如此热心于这些目前并不适用的东西，可他为什么这么做？”

“超华，如果单纯只看gd肯定有失偏颇，但是你不得不承认gd在现在我们国内依然能说明很多问题，我们不能单纯看人均收入，因为我们省情决定了我们还需要集中力量来搞建设抓项目，而gd总量的也就意味着我们省委省府可以集中使用的各方面力量总和，人力、财力、物力以及可供挖掘的潜力，这都可以通过gd增速来体现，而人均收入只能说是老百姓个人收入，那显得太过片面狭窄。”

周书明不赞同陆政东的观点早外面人没表现出来，可只有兰超华和他时，他就没有那么委婉含蓄，而是很坦然谈出自己对陆政东观点的不认同，“如果我们贝湖已经是一个各方面法律体系和基础设施体系都比较发达的地区，那么你所说的民生相对来说要重要许多，党委政府也会在这些方面有所倾斜，但是就我们贝湖目前在很多方面都还不得不由政府投资来拉动的情况下，gd以及gd带来的财政收入显得更为重要，这是一切的基石。我想我们贝湖省委省府目前的工作重心应该摆在这上边，而不应当分散精力去考虑其他，只有在这方面做好了，也才能奢谈其他。”

“中央现在日益看重老百姓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是好事，也很有必要，但是这并不代表既有发展模式就发生了大改变，如果一定要说有，那也是在一个侧重度上略略进行了调整，超华，你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来这一点，而且我以为作为一级党委政府，我们更需要关注大局和深层次的东西，而不是……表象，毕竟我们的责任是要持久的推动一地的发展，而如果在侧重上变化太大，那会削弱我们的长久发展潜力。”

周书明在话语中稍稍顿了一顿，最后还是用了一个相对中性的词语——“表象”，兰超华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没有用“噱头”、“哗众取宠”或者“博取眼球”这一类言语来形容陆政东的观点，也算是周书明很克制的一个表现了，这大概也是周书明希望这一次谈话能够有一个相对和谐的氛围，能够取得一个让双方满意的结果。

“书明书记，我和您在这一点上的最终目标都是一样，但是可能在具体推进实施的手段措施上侧重有些不一样。”兰超华也一直在思考怎么能够来说服或者触动周书明，周书明不擅长经济工作，但是并不代表他没有眼光和想法，所以他不奢望能够让周书明一下子就能改变观点，但是他希望自己的构想能够对其有所触动有所启迪，至少也要有一些尝试的可能性。

“目前我们国内发展情况和九十年代甚至本世纪初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变化，但是我们发展经济的方式却变化不大，具体来说，现在是民间资本和境外资本相当充裕，而国内发展的固有模式就是通过投资和出口来拉动发展增速，而三架马车中本来是最重要的一环消费却显得异常疲软。”

周书明点头，“这种模式对于一个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也很正常，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力资源大国和基础设施相对薄弱的大国，出口拉动和固定资产投资这两条腿必不可少，尤其是在前期积累阶段更是如此，加上我们国家社会保障机制尚不健全，国内消费短期内难以拉动，这也是一个结构性障碍。”

“是啊，但是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延续这种模式，三十年了，这种模式也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中央也意识到了，所以屡屡谈到要启动内需，改变发展模式。”

兰超华接上话，但是周书明也不以为然的摇摇头：

“超华，改变发展模式这是一个大提法，而这个模式也不是轻而易举就能改变的，这需要多方面统筹考虑，尤其是像我们安原这样一个大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