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宝东县前往万丰镇的公路,在日光下像是一条银白的绸带,平坦而宽阔。车窗外,景色如同一幅不断延展的长卷,又似被岁月揉皱后匆忙展开的纸张,田野、山峦、树木,都裹挟着时光的味道,迅速地向后掠过。我静静地坐在车内,心中满是对即将抵达的那个小镇的复杂情绪,熟悉与陌生交织,像一张细密的网,将我笼罩。
当我终于踏入万丰镇时,黄昏的余晖已轻柔地洒落在青石板路上,晕染出一片暖黄。街边,福祥老人坐在不远处的石墩上,他的身形极度佝偻,脊背弯成了一张古老的弓,恰似一棵饱经风雨洗礼、千疮百孔的老树,每一道纹理都刻满了岁月的痕迹。我快步走上前去,轻声唤道:“福祥老爷。” 他缓缓抬起头,那浑浊的眼睛里,竟闪过一丝微弱却又明亮的光,像是黑暗中骤然亮起的烛火。
“世道变啦,”他开口,声音沙哑得如同砂纸摩擦,沧桑感扑面而来,“现在这风气,道德都败坏喽。”说着,他缓缓摇头,脸上的皱纹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狠狠拧在了一起,成了一团解不开的愁绪。我无言,只是默默递上一支烟。他颤抖着接过,深吸一口,吐出的烟雾浓稠而厚重,仿佛裹挟着他半生的愁苦与无奈,悠悠地飘散在空气中。
“现在偷牛贼还敢开枪呢!”他又说。我猛地一惊,忙追问:“怎么胆大包天敢开枪?”
“是啊,人家骑摩托追上来了,他在车里就开枪了。开枪可是开枪,那上哪跑去?到头来都抓住了。”福祥老人说着,竟笑出了声,那笑声里,满是荒诞与嘲讽,在这渐渐暗下来的小镇街头,显得格外突兀。
这个地方,向来有些邪性。头几年,有个坐地户在饭店与人发生口角,一怒之下,竟掏出手枪威胁:“妈的老子崩了你!”被威胁的人倒也镇定,转身就报了警。那卖枪的大概是仗着自己是本地人,既不逃跑,也不躲藏,就那样大剌剌地等着警察来,结果自然是蹲了两年大牢。这事传出去,大家都觉得像一场闹剧,可闹剧背后,又藏着说不出的寒意。
还有那令人咋舌的卖淫嫖娼活动,猖獗到罚款的数目竟足以盖一座家属楼。后来更是规定,必须由局长签字才能打击。听说有一伙各乡镇老师去县里学习,在旅店被套路,一个个只能乖乖交罚款。那次大哥和戴老师出去看电影,阴差阳错躲过一劫。每次想起这些,都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可它们就真真切切地在这宝东发生着。
福祥老人对这些道德滑坡的现象骂得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狠,渐渐地,精神竟变得不太正常了。有个改嫁过来的女人,每次从他家门口路过,都会招来他的破口大骂:“死了小鬼给分身,前夫一半儿后夫一半儿。”他的声音尖锐刺耳,像一把把利刃,划破小镇原本宁静的空气。那女人被吓得不轻,白天根本不敢出门,只能等到夜幕深沉,才敢偷偷把白天积攒的脏水倒掉。小镇上的人对此议论纷纷,有人叹息,有人摇头,可终究,谁也没有办法改变什么。
日子一天天过去,福祥老人病了。他自己攒了些钱,却满心盼着儿子能出钱送他去医院。于是,他就那样窝在自己那昏暗、狭小的小屋里,像一只被困住的动物,一天又一天地熬着时间。那小屋仿佛一座孤岛,将他与外界彻底隔绝开来,他的孤独与绝望,在这狭小的空间里无限蔓延。
我儿子强子回乡探亲,我嘱咐他去看看福祥老人。强子回来后,跟我讲起他们的对话。“太爷问我做什么工作,”强子说,“我告诉他我给堂弟公司做业务员。堂弟从业务员干起,现在开了公司,还办了工厂。”福祥老人听后,就是长叹一声:“还是你们那股子老人教子有方啊,我没什么文化,他们也没什么文化。”那叹息里,有对自己的自责,有对命运的无奈,更有对下一代深深的期许与失望。
那年冬天,小镇上的人都以为福祥老人熬不过春节。正月十五送灯的时候,家人心中默默准备了他的那一盏,大家都怀着一丝悲悯,等待着那个不可避免的结局。可谁也没想到,老头命硬,硬是挺了过去。他像是在和命运做最后的抗争,哪怕只剩一口气,也要倔强地活下去。
然而,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福祥老人还是没能敌过岁月与病痛,永远地闭上了眼睛,终年七十三岁。出殡那天,小镇上的人不少都来送行,大家的脸上都带着几分感慨。我站在人群中,望着那缓缓前行的灵柩,心里想着,福祥老人这一辈子,就像这小镇的历史,写满了故事,也写满了无奈。他的那些抱怨,那些对世风日下、道德败坏的斥责,仿佛还在耳边回响,可如今,他已经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他又爱又恨的世界,只留下这些或荒诞、或无奈的故事,在小镇的街头巷尾,被人们一遍又一遍地说起 。
在我记忆深处,母亲六十六岁生日那天的场景,始终鲜活如昨。那天,阳光透过窗户,轻柔地洒在屋内,给每一件物件都披上了一层暖融融的光。一大早,家里就弥漫着忙碌又欢快的气息,哥哥姐姐们带着家人陆续赶到,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在房间里回荡,为这个普通的日子添上了几分特别的喜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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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这热闹中,李迎新的到来,无疑是又一个欢乐的高潮。李迎新,是母亲最小的干儿子。在那个认干亲不算稀奇的年头,他和母亲这对干亲之间的情谊,却格外深厚,浓烈得如同陈酿多年的美酒,越品越有滋味。
李迎新曾经在部队服役,那段日子里,他就像一只归巢的鸟儿,总爱和战友们分享家中的温暖。他常常念叨自己有个干妈,说起母亲时,眼睛里满是光彩,把母亲平日里对他的好,一桩桩、一件件,绘声绘色地讲给战友们听。从亲手做的家常饭菜,到贴心缝补的衣衫,再到那些关怀备至的叮嘱,战友们听着,心里满是羡慕,纷纷打趣他,说他这是修了几辈子的福气,才有这么好的干妈。
每次从部队回来探亲,李迎新就像被一根无形的线牵引着,哪都顾不上,第一时间就奔赴母亲这儿。这次母亲过六十六岁大寿,他更是早早地就做了准备,一下车,手里就提着大包小包的礼物,满心欢喜地朝着家门奔来。
刚到门口,他就扯着那副洪亮的嗓子喊起来:“大妈,我回来了!”声音里带着旅途的疲惫,却又掩盖不住重逢的兴奋。母亲正在屋里忙着招呼客人,听到这熟悉的声音,眼睛瞬间亮了起来,手上的活儿也顾不上了,赶忙迎出去。一见到李迎新,母亲脸上的笑容瞬间绽放开来,那笑容,如同春日里盛开的繁花,灿烂又温暖,眼睛里满是关切与疼爱,她快步上前,拉住李迎新的手,左看右看,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又瘦了,在部队是不是没吃好?训练一定很辛苦吧?”
寿宴开始了,满桌都是母亲平日里最爱吃的菜,色香味俱全。李迎新在席间就像个欢乐的使者,忙前忙后,一刻都不停歇。他先是熟练地拿起酒瓶,恭恭敬敬地给长辈们倒酒,每一个动作都透着真诚与尊重,嘴里还说着各种吉祥话,逗得长辈们合不拢嘴。随后,他又和哥哥姐姐们围坐在一起,天南海北地唠着家常,分享着部队里的奇闻趣事,模仿着战友们的方言和动作,惹得大家哈哈大笑,整个屋子都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氛围中。
母亲坐在主位上,静静地看着这一切,脸上的笑容就像被定格了一样,从未消失。她的眼神在每个人身上流转,满是幸福与满足。那一天,她的身体还很硬朗,精神头十足。她的脸上洋溢着无尽的喜悦,仿佛所有的疲惫都被这浓浓的亲情驱散了。
夜幕降临,客人渐渐散去,热闹的屋子慢慢安静下来。母亲坐在沙发上,眼神还带着几分意犹未尽的欢喜,可没过一会儿,她轻轻地叹了口气,脸上浮现出一丝自责与惋惜。她转过头,看着我说:“迎新大老远来给我过生日,我本应该给他拿点钱的,这一整天忙得晕头转向,竟然把这么重要的事儿给忘了。”我赶忙安慰她:“妈,他和咱们是一家人,不会在意这些的。”可母亲却还是一脸的懊恼,不停地嘟囔着,怪自己疏忽了。
后来,李迎新的母亲听说了这件事,没过几天就专程来找母亲。一见面,两位老人就像许久未见的老友,手紧紧地拉在一起。李迎新的母亲笑着说:“他都那么大的小伙子了,还好意思接大妈的钱?也 不知道磕碜。”母亲连忙摆摆手,认真地说:“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孩子每次来都带这么多东西,我这当长辈的,也该表示表示。”两人你一言我一语,脸上的笑容却无比真挚,那股子热乎劲儿,就像冬日里的暖阳,让旁人看了心里都暖烘烘的。
从那以后,时光悄然流转,李迎新还是一如既往地常常来看母亲。每一次他的到来,都像是给家里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让屋子再次热闹起来。母亲呢,也依旧念叨着要给李迎新钱,每次都早早地把钱准备好,放在显眼的地方,就怕又给忘了;而李迎新呢,还是每次都坚决拒绝,笑着说只要大妈身体健康、开开心心的,就是给他最好的礼物。这一来一往间,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却处处藏着平凡又真挚的亲情,如同涓涓细流,虽不汹涌,却绵绵不绝,滋润着我们每个人的心田。
在那一场热闹非凡却又透着几分莫名沉重的寿宴之后,生活似乎又回归了往昔的平静。一日午后,阳光慵懒地洒在大地上,我像往常一样去母亲家探望。路过园子时,不经意间抬眼,竟发现母亲家的房门正对着一棵纤细的小柳条树。
微风轻轻拂过,那小柳条随之悠悠浮动,姿态轻盈,恰似一个羞涩腼腆的小姑娘,在不知疲倦地不停鞠躬。这棵柳条树孤孤单单地立在园子的南侧那道略显陈旧的柳条篱笆上,周围一片荒芜,只有它顽强地存活了下来,其余一同种下的柳条,都没能熬过那些风雨,早早夭折,徒留些干枯的痕迹。我的心里顿时涌起一种难以言喻的异样感觉,仿佛被一根无形的线轻轻拉扯着,目光再也无法从它身上移开。
那时的我,对风水之说一窍不通,丝毫不知这看似普通的柳条树,竟好似隐藏着某种不为人知的“恶意”,对母亲而言,是极为不友好的存在。在那些静谧的夜晚,当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时,脑海中总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那棵柳树的模样,荒诞的念头也随之滋生:倘若它是妖精的化身,又或者有邪恶的妖精藏在里头,那母亲这一家,岂不是要陷入无尽的不顺利之中?这种毫无根据的想法,像一团乌云,悄然笼罩在我的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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