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1月23日是我定下的结婚之日。

在这个秋风送爽、丹桂飘香的中秋佳节，国春玲又如约而至地来到了我家串门。

此时，生产队正忙着分发大白菜呢！

母亲和其他家人匆匆忙忙地出门去，从大门口把一颗颗新鲜的大白菜往院子里搬运。

然而，身为客人的国春玲却觉得自己穿着一身整洁干净的衣裳，不适合出去干这种粗活累活，于是心安理得地留在屋里。

可谁能想到，这小姑娘竟然趁着大家都忙碌的时候，悄悄地跑到灶坑前，丢进去几个圆滚滚的土豆。

不一会儿功夫，那几个土豆就被烤得外皮焦黑，散发出阵阵诱人的香气。

国春玲满心欢喜地将它们从灶坑里掏出来，躲进里屋，迫不及待地开始扒掉土豆皮，津津有味地吃起了香喷喷的烧土豆。

母亲肯定不会喜欢她这样做的！毕竟现在家里人都在外面辛苦地干活儿，而她不仅不帮忙，反而自顾自地偷吃起来。

不过再转念一想，国春玲毕竟才只有十八岁，还是个年轻不懂事的姑娘，母亲向来宽容大度，应该也不会跟她太过计较吧。

当然啦，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观察她，我都觉得她毫无问题可言。而且呀，旁人即便对她有看法，也断断不敢当着我的面说三道四、嚼舌根儿。

毕竟，我可不是那种能容忍他人肆意诋毁自己心上人的主儿。

要说这一年啊，我内心深处对于婚姻的渴望简直如熊熊烈火一般燃烧不止。

然而，就在我满心欢喜地准备迎娶心爱之人时，却遭遇了来自岳父母那方面的刁难——他们一个劲儿地索要高额彩礼，似乎存心要给我这个准女婿来个下马威。

不过嘛，这也是人之常情，谁叫我心心念念想要娶走人家视若珍宝的女儿呢？所以，就算面对如此苛刻的条件，我还是咬咬牙决定尽力满足他们的所有要求。

不管是所谓的“几大件”，还是其他各种名目繁多的物品，我都想方设法做到一应俱全。

因为在我心中，这些物质上的东西虽然重要，但与能够和心爱的人携手步入婚姻殿堂相比，根本算不得什么。

其实我心里跟明镜儿似的，清楚明白自家父母不可能为我拿出太多钱来操办婚事。

但没办法呀，爱情有时候就是这么让人盲目又执着。之前那些要价相对较少的亲事，都被我毫不犹豫地给推掉了。

如今，父母又怎会继续纵容我的任性妄为呢？想来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啊！

半夜里我按捺不住，偷偷溜出被窝，钻进了未婚妻的被窝里，父亲不在家，我知道母亲一定会听见，但是她会假装听不见。

其他人睡的死死的，根本就不会知道。

婚礼的日子终于来临了，整个氛围都洋溢着喜庆与欢乐。

就在这个特别的时刻，万丰供销社那边也来了一批人前来参加婚礼，而在这群人中，那位名叫于桂芹的女子格外引人注目，她那时担任着供销社的会计一职。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李伟居然未能按时抵达婚礼现场，这着实令我大吃一惊！经过一番打听之后，才得知原来他们夫妻二人正在闹离婚，甚至已经闹上了法庭。

至于事情的起因，则是因为李伟在外边的情人——晓妍突然患上了精神病。

面对这样的情况，李伟竟然安排自己的妻子李大嫂去照料这位生病的情人。可纸终究包不住火，不久之后，李大嫂便知晓了其中的内情。

不得不说，这哥们儿的心肠可真够硬、手段也足够狠辣啊！我这边欢天喜地举办婚礼，他那边却在忙着处理离婚官司。

他坚决不同意离婚。最终，由于李伟始终不肯松口，这场离婚诉讼并没有成功，两人依旧维持着婚姻关系。

不过呢，当李大嫂亲眼目睹晓妍确实患有严重的精神病且并非伪装时，她内心的愤怒和不满似乎逐渐平息了下来。

渐渐地，李大嫂也不再强烈要求与李伟离婚，或许是出于对现实状况的无奈接受吧。

邱里祥的两个儿子得知今天有一场喜气洋洋的喜宴后，也纷纷赶来了现场。这兄弟二人长得一表人才，气宇轩昂。

他们那位慈祥的母亲平日里就经常教导他们要懂得感恩。

在提及往事时，更是会特意对他俩千叮万嘱：“孩子们呐，你们可千万要牢牢记住呀！想当年，你们的父亲因公不幸牺牲之后，如果不是唐主任多方奔走，尽心尽力地帮忙，你们哥俩又怎么可能如此顺利地接下他的班呢？所以说，这份恩情咱们家永远都不能忘。如今，唐久泰要结婚了，你们可得好好准备一下，去给他随个大礼才行啊！”

此时，宴会现场一片欢腾，人们推杯换盏，谈笑风生，好不热闹。

忽然间，两个熟悉的身影缓缓地出现在了酒席之上。定睛一看，原来是韩桂英和刘云芳结伴而来参加婚宴了。

只见她俩身着盛装，面带微笑，犹如春日里绽放的花朵一般娇艳动人。她们迈着轻盈的步伐，径直朝着国春玲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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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走近之后，两人先是热情地向国春玲打了声招呼，然后韩桂英从手提包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了一份包装精美的红包，轻轻地递给了国春玲，并柔声说道：“国妹子，这里面装的是王艳丽让我们给带过来的礼金。她因为临时有事来不了啦，但心里一直惦记着你们小两口的大喜日子呢。这不，特地托我俩把祝福给捎过来，祝你们新婚快乐，恩恩爱爱，白头偕老，百年好合哟！”

话音刚落，刘云芳笑着点了点头，表示认同。

接着，她便开始环顾四周，寻找起空位置来。很快，便发现不远处正好有个空位，于是赶忙走过去坐了下来。

而韩桂英则留在原地与国春玲寒暄了几句后，才转身去找座位入座，一同融入到了这热闹非凡的喜庆氛围之中。

结婚之前，有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郑重其事地跟母亲讲道：“妈，有件事得提前跟您说一下，国春玲她啊，不会做饭，平时最多也就只能跟着打打下手帮帮忙啥的。另外呢，我寻思着等春节过后，我们俩就搬出去单独过日子啦。”

没想到，我的话音刚落，母亲原本微笑着的脸瞬间就拉下来了，眼神里流露出一丝不高兴，紧接着，她的眼眶竟然一下子湿润了起来。

看到这一幕，我顿时有些不知所措，心里头直犯嘀咕：这到底是咋回事呀？接下来的好几天，我翻来覆去地琢磨这个事儿，但始终都没能完全搞清楚母亲心里究竟是怎么个想法。

其实吧，我说的可都是大实话啊！国春玲在她娘家的时候，基本上就没有独立做过一顿像样的饭菜。要是真逼着让她下厨做饭的话，那做出来的东西肯定没法儿吃，不是咸了就是淡了，要么就是半生不熟的。不过嘛，好在她还年轻，可以慢慢学嘛，而且这也是必须要学会的生活技能。

再说了，我们出去单独过日子，那也是迟早的事情。毕竟我在安国那边上班，每天来回跑实在太折腾人了，搬到安国住会方便很多。而且家里还有弟弟们，他们以后也需要成家立业，总不能一直挤在一起过日子吧。所以说，我跟母亲说的这些全都是实实在在的真心话啊。

直到多年以后，经历了许多人情世故，我才终于恍然大悟，原来母亲并不是不明白我说的是事实，她真正难以接受的，是觉得我有可能在偏袒国春玲，好像生怕她受了委屈似的。

由于我已经步入婚姻殿堂，与国春玲结为夫妻，自然而然地我俩便成为了一体，站在了同一阵线。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仔细想想之后，我逐渐意识到母亲的这些怀疑其实并非毫无根据。毕竟只要存在某种可能性，人们产生怀疑也是在所难免的事情。于是乎，我深刻体会到，一个善于表达的人往往能够将话语阐释得清晰明了，从而避免不必要的误会和猜疑。

倘若有人质疑我是否偏袒维护着国春玲，那我完全可以通过讲述一个具体事例来予以回应。

记得当初在送缝纫机和自行车作为彩礼时，它们都还是零散的零部件状态。等到婚礼结束之后，我二话不说就直接给退了回去。除此之外，还有其他诸如服装之类的物品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

面对如此情形，国春玲自然是很不满意，在婚房里跟我生气，我逗她开心，她忍不住骂我歪歪嘴子。

而我呢，则毫不留情地回敬了她一记响亮清脆的耳光。这突如其来的一巴掌，不仅打得国春玲瞬间愣住，就连在场的众人也都被惊得浑身一颤。

母亲竟然自作主张地让妹妹搬来新房居住，这可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当妹妹拿着她的被褥走进房间时，一股无名之火瞬间涌上心头。

我二话不说，一个箭步冲上前去，像一头发怒的狮子一般，狠狠地将那被褥从妹妹手中夺了过来，然后毫不留情地扔在了屋地上。

在过去那个年代，由于人口众多而住房资源又相对紧张，将婚房安排给小孩子居住其实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情况。这并非是人们故意为之，而是现实条件所迫，实属无奈。

想当年，大哥和大嫂结婚的时候，他们的婚房里也曾住过弟弟们呢。

如今的我，追求的可是全新的风尚与自由！每个人都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的私密空间，特别是像婚房这种被视为神圣的场所，更是不容他人随意侵犯。所以，如果有人胆敢做出这种冒犯个人领地的行为，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予以坚决反击！因为只有扞卫好自己的权利和尊严，才能真正过上自由自在、不受拘束的生活。

其实，此刻的我正处于极度愤怒之中。一方面，我和国春玲娘家之间存在着一些难以调和的矛盾和纷争，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我，让我的心情压抑到了极点；另一方面，对于自己处理事情的能力以及目前所处的困境感到无比懊恼和气愤。而父母在这件事上的态度和做法，无疑又给我本已糟糕透顶的情绪火上浇油。

几个月前，在宁静祥和的自强大队前屯，西头的一群孩子正无忧无虑地玩耍着。

小主，

突然，他们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吴四儿，正领着许春轩的媳妇朝着屯子西头急促走去。

这一幕引起了孩子们极大的好奇心，他们瞪大眼睛盯着那两人渐行渐远的背影。

其中一个机灵点的孩子最先反应过来，他意识到事情可能有些不对劲，于是连忙转身撒腿就往家里跑去。

其他孩子见状也纷纷紧跟其后，一路上还不停地呼喊着：“不好了不好了，出大事啦！吴四儿把许春轩媳妇领跑了！”

这些孩子们像一阵风似的冲进家门，气喘吁吁地将这个惊人的消息告诉给正在忙碌的大人们。

大人们一听，顿时都愣住了，脸上露出惊讶和疑惑的神情。

有的放下手中的活计，急忙出门去查看情况；有的则交头接耳，议论纷纷，猜测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整个屯子瞬间被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搅得沸沸扬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