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斗系统用时九年完成了国内的基本功能覆盖，到一二年覆盖亚太，在二零年实现全球服务，前后用了二十六年。

事实上比这更早，用时也更长。

一九八五年，卜庆军作为代表参加了在华盛顿举行的GPS全球定位系统国际运用研讨会。

在会议上，老美军方代表坦言，GPS的编码分为军用和民用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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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殊情况下，为了保证安全，他们会采取三种措施应对紧急状况：第一，降低对方的导航精度；第二，随时变换编码；第三，进行区域性管理。

就是公开说的，一点都不在意与会各国的感受，因为他们强大，因为他人认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实现并超越他们的技术。

回来以后，卜庆军就开始琢磨这事儿，他不懂这个技术，但是他知道我们必须得突破，要不然不就明摆着受制了吗？完全控制在人家手里。

可是怎么搞呢？从哪里开始搞？ 联盟书库

正在他毫无头绪干着急的时候，就在他回国的当月，他无意之中结识了科学家陈方允，听了一场陈方允关于双星定位的讲座。

或者说一种理论构想的探讨。

卜庆军感觉这个可能就是自己要找的东西，他跑去找了科工委副主任沈荣俊，两个人探讨了一下，一拍即合。

有了信心的卜庆军直接跑去了陈方允家里。那会儿这个理论陈方允的团队已经研究了两年多，相对来说已经很成熟了。

两个人决定组织一场说明会，对这个理论进行认证。

八六年四月，经过卜庆军的努力，可行性论证会终于召开了，铁道部电信局交通部林业局邮政，能来的部门都来了。

可惜，迎头就是一盆冷水。

铁道部交通部邮政和电信都提出来一个问题：现在有GPS，我们搞这个干什么？

其他部门到是没有说的这么直接，但是怀疑技术上能不能实现：我们有这个技术能力和经济实力吗？不如还是买吧。

那个时候虽然造不如买的风气还没有彻底刮起来，但是意识已经很普遍了。

其实这里面最关键的是，出去买就有机会出国‘考察’，就可以花钱拿提成，就可以把很多责任推到设备上。

不需要研发创造了以后，对人才的使用上也就没有了限制，更方便他们上下其手安排自己人。

激烈的讨论争辩，虽然最后算是达成了共识吧，但是项目并没有因此开展起来，就这样一直到了九四年。

但在这八年里，陈方允等一众科学家并没有放弃，他们一直在坚持研究，坚持试验，完成了理论的推演和十七项实验。

他们其中大部分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是一群伟大的人。

九三年，银河事件，老美关闭了GPS，把银河号抛在了大海上寸步难行。

这事儿厉害了，那些反对的声音马上就消失不见了，也不喊有了GPS没有必要了。

但是，项目的立项还是不能一帆风顺，九四年确定，实际上在九五年才成立，而且阻力重重。

第一个阻力就是钱。当时的批示是这么说的：这件事很重要，但是没有那么多钱，是不是先做预研。

九五年，科工委的副主任是王统业，他感觉这个项目很重要，不能拖，所谓搞预研的话那这个项目也就毁了。

于是他上下奔跑，汇报，找机会。

九五年，国内的卫星计划有两个，王统业就去找这两个项目的负责人，和他们商量把备用星让出来给北斗项目，这样就不用格外拨款了。

他说：你们成功了，备用星也就不需要了，如果你们没成功，那你们得研究测试找问题呀，备用星还不是闲置，完全用不上嘛。

就靠着他这个理论，一番商议（忽悠），两个项目的备用星就都拿给了北斗项目组。

于是总算是立了项，成立了工作组，可是连正经的办公地点都没有，就挤在测绘局招待所三楼，五个人，不到二十个平方。

这就是现在的情况了，九六年，就是这么个状态。组长是卜庆军局长。

这会儿项目组正在和哈工大商量要几个博士生，结果人家博士生张嘴就两个问题：工资给多少？给不给分房子？

哈工大这会儿的名气相当大，实力强，这个时候全国不少地方和企业都跑过来要人才，条件给的一个比一个高。

深圳那边的企业直接就是月薪五千加一套房还配车。

项目组呢？最多给到一千二，奖金没有，房子没有，车子也没有。像个渣男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