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武门内有个礼拜堂，是顺治七年的时候，德国人汤若望改造的西洋建筑，北京人称之为南堂。

南堂占地面积不大，但建筑很高，三个屋顶上都树立着十字架，所以在外城低矮的建筑群里十分突出，几里外就能看到。

由于葡萄牙传教部下属的教堂是东堂，所以我们没有在南堂多做停留，只是和主任司铎碰了个面，就离开了。

不久，我们通过地安门，进入皇城。皇城内居住的多是在紫禁城内工作的官员，他们地位显赫，讲究排场，府邸自然建造地奢华气派，相应的，皇城内的道路全由整齐的青砖铺就，宽敞而平整。

经过几座尤为宏伟华丽的建筑前时，朱大人热心地问我们介绍，这是某大学士的府邸，里面有什么什么，那是某尚书的府邸，有几个假山几个池子，如数家珍，八成没少往这里跑。

我心里暗笑，但这样一个没有架子，率真可爱的官员，叫人讨厌不起来。

反正郎世宁对他的话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兴趣，听得十分认真，还随时做笔记，并不停称赞他讲述得精彩。

我倒是没有多少心思仔细听，分了七八分神想着日后的生活，带着期盼，又有几分忐忑。

谁知道，康熙皇帝对新到的这些传教士有什么安排呢，万一用不着我这个翻译官，那我以后靠什么生存呢？在这个皇权至上的封建社会，我的行为和思想会不会受到挑战和排斥呢？如果能够顺利安定下来，我又该如何权衡本土利益和宗教利益？

就这么胡思乱想着，马车渐渐慢下来，刚一停稳，杜德美的大脑袋就钻进车厢来，他调皮地做了个鬼脸，用葡萄牙语嚷嚷道：“秋，郎，你们终于来了！郎，你的病已经好了吧？”

郎世宁拍拍他的肩膀，笑道：“是的，我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