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3去高拱时代

山东巡抚梁梦龙关于海运漕粮的奏疏在内阁,最终得到的票拟是“下户部议处”,而奏疏入宫后,司礼监也在票拟下批红。

对于户部,因为魏广德一向认为这个衙门虽然是大明个衙门里管钱粮的部门,油水很足,但麻烦也是最多的,所以以往并未上心。

由此,他对这个衙门的影响力也有限的很。

魏广德一些还在户部的同年,现在的官职也不过郎中、员外郎,根本没啥话语权。

也因此,魏广德放弃了向户部施压的打算,让他们增加海运漕粮的数量,怕是很难。

何况自己施压,张居正也可以。

就现在他和张居正对朝堂各衙门的影响力来说,张居正明显更占上风,完全没必要自取其辱。

魏广德只是强力推动将漕粮海运变为定制,也就是不管运河如何,漕运衙门每年都必须通过海路运输至少十二万石漕粮抵京,其他的也不强求。

海运较漕运便宜,但是确实对河工生计影响很大,若直接切断漕运,两岸河工的生计也确实是大麻烦。

值得一说的是,这几年因为黄河水患的原因,大明内部商品南来北往的数量也是锐减。

毕竟比起陆路运输,漕运的成本优势还是很明显的。

但是成本优势更加明显的海运,即便有商人想要尝试,阻力却是很大。

究其原因,还是漕运的利益集团里不止裹挟着大商人,更有大量官僚的利益参杂其中。

魏广德也不急,慢慢来,他已经越来越体会到《道德经》里那句,“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妙意。

治大国如烹小鲜,语出《道德经》第六十章,后世解读也很多。

说法一是治理大国就好像烹调小鱼,油盐酱醋料要恰到好处,不能过头,也不能缺位。

说法二则是认为治理大国应该像烧菜一样难,应该像烧菜一样精心,两者都要掌握火候,都要注意佐料。

更有说法三,“小鲜”像是小鱼,或一块小肉之类的,意为治理大国要像煮小鱼一样。煮小鱼,不能多加搅动,多搅则易烂,比喻治大国应当无为。

其实在魏广德看来,三者皆有,不能单独采纳一种说法,也不能否定一种说法。

好吧,这就是魏广德理解的“中庸”。

“中庸”,是孔子提倡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和道德实践原则。

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把中庸看做最高的道德境界。

孔子多次论及中庸,如赞美《诗经》的《关雎》篇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思想感情表达最得当。

又说一个人的性格风度,“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中庸之道要求凡事中正适度,恰到好处。

《礼记·中庸》是发挥孔子中庸思想的著作,朱熹章句引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既是不偏不倚,又是恒常不易,中庸之道成为儒家立身处世待人的准则。

毛泽东曾认为:中庸观念“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

“中”字的本义,有几种说法:像射箭中靶的形状;立木表测日影的正昃;像旗子,氏族首领立旗于中,以聚四方之人等。《说文》:“中,内也。从口、∣,上下通。

”这“中”字,相对于“外”来说是“内”,里面;在方位上,相对于四周来说是等距离的“中心”;在程度上,是相对于上等与下等的中等;在过程中,是相对于全程来说的“一半”;而相对于“偏”来说,那就是“正”,不偏不倚。

魏广德就字面理解,即是指适中,正当,恰如其分、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标准。

而“庸”字的本义,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大钟,通“镛”;有人说是城,通“墉”;有人说是劳义,通“佣”;有人说是功义,以钟记功等。

“中庸”之“庸”后世理解大致有三个意思:第一,何晏讲是“常”,程子讲“不易之谓庸”,即恒常而不易之理,变中不改变的道理;

第二,朱子讲是“平常”,即平凡、平常之德,徐复观讲是每个人所应实践、所能实现的行为;

第三,《说文》:“庸,用也。”就是运用。

东汉末年儒家学者、经学家郑玄也认为,《中庸》这篇文章,是记中和之用的。

魏广德对“中庸”之“庸”的理解,偏向第三种说法,也就是“庸,用也。”

在魏广德看来,“中庸”的本意或许就是用中正的思想选择合适的用法,即“实用主义”。

为了满足“实用主义”,自然就可以在无数的办法里反复横跳,不断的变化,兼揉并济,也就有了所谓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选择最实用的,就是中庸的本意。

所以对于漕粮的运输,不管是走陆路还是走运河,亦或者走海运,都要,总有一种适合你。

后世民间笑谈“都是成年人,当然是选择全部都要”,在魏广德看来,其实就是符合中庸思想的。

“善贷,你看看这份奏疏。”